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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五十万石。
因此王巨这个估计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
然而有了这个数据，就有了下面的问题。王巨继续说道：“陛下，臣以最少的数量计算，如果这些石炭全部由私人经营，朝廷只负责二分抽解，朝廷会得到多少收益？再加上商税呢？”
有可能后人对宋朝的矿税不清楚，宋朝坊矿分为国营与私营两种，国营的就不计算了，私营的则要交纳课解，原来因为课解混乱，往往能课五分以上。
王巨提议了坊场河渡制，王安石进一步地改良。最后将私人的课解确定为二八分制，也就是出产十石石炭，朝廷课解二石，余下八分归私营矿主所得。彼岸的坑矿制度也是如此，课解后，才根据课解后数量征收商税。但坊场河渡制时，在王巨提议下，朝廷将一些经营不善导致亏损或利润不高的坑矿同样承包出去，并且坑矿的承包年数时间最长。
这个亏损不一定是人为的，人为的是经营不善，或者官吏贪墨，非人为的则是矿脉已经枯竭，挖不到矿了，那来的盈利？
然而石炭不同，它不是混乱在岩石里的金属矿藏，以现在的技术甄别十分困难。
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
只要不出现重大事故，经营石炭不会存在技术性亏损。
所以现在有许多官办的炭坑，当然，直接插手经营了，它的利润肯定比这个二分抽解要多得多。
因此王巨用了这个比喻，就按少的算，没有官办的炭坊，全部是私人办的，只有二分抽解，六千万石石炭价值一千五百万贯，二分课解所得就会是三百万贯。
再就是商税，一州之内是百分之五商税，一路之内是百分之七商税，全国之内是百分之九商税，打算百分之七，一百万贯。
也就是朝廷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，也不需要苛薄任何匠户，只要认真的执行商税，再派几名官吏查看各坑矿的产量，就能纯得四百万贯钱。这是按六千万石计算的，如果按一亿石计算，则达到六百多万贯。
不对比不知道，一对比吓一跳。
大家一起沉默。
赵顼问：“是指商税。”
“不仅是商税，各坑矿管理与经营也出现严重问题了。但商税确实到了必须相齐的时候！”
“来了，”大家心中想到。
王巨又说道：“陛下，臣再说这个石炭，虽然看上去。朝廷每年直接或间接获利两百万贯了。但实际呢，陛下，容臣带一个人进来。”
说着，他在边上侍卫耳边说了几句。
侍卫出去，好一会儿带进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。
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可出自王巨手中，也不奇怪。
老乞丐吓坏了，直哆嗦，王巨道：“孙翁翁，官家爱民如子，诸公同样爱民如子，你不用害怕。对官家说一说，你原来是做什么的？”
“官家，陛下，草民原来是一个卖炭翁。”
“为什么现在乞讨？”王巨问。
“陛下。现在木炭卖不动了，草民只有一个老伴，没有子女，无以为生，只好乞讨度日。”
也不是木炭卖不动了，而是石炭的冲击，木炭远不及原来畅销了，而且价格也比原来便宜。想一想，将木材烤成木炭多麻烦啦，还要用车子拉到城中。慢慢地叫卖。因此原来许多靠木炭谋生的百姓，不得不改做他行。这是有门路的，没有门路的，生活立即变得困难。
但不能说石炭取代木炭不好。虽然木炭产业萎缩，可是石炭产业同样养活了很多人。
“这是大势所趋，但不代表着朝廷就坐视着这些百姓不管，可我们不知道从哪里管，甚至都不能弄清楚，究竟是那些人真正受到了损失。那么怎么办？取之于民。用之于民。”
开始说正事了，王巨从怀里掏出十几张大交放在老乞丐手中，对侍卫说道：“将他送出宫吧。”
赵顼于心不忍，在后面补了一句：“林都知，去拿一百贯交子，赐于这个李翁翁。”
然而这终不是事儿。
救得了今天，救不了明天。因此赵顼拧着眉头问：“王卿，象这样的百姓多不多？”
“不少，但陛下也勿用担心，不怕出问题，就怕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或者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却没有魄力去解决。所以臣刻意将李翁翁请来，只是想说一件事，想要用之于民，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健康的税赋与财政体制，而不是只顾着这点收入，却看不到各个胥吏的贪婪，将各个坊场坑矿的大部分利润装在自己腰包里，或者对穷人征税，富人征少许税马上就象天塌了一般。如果国家不及时矫正这一点，相信不用多久，国家自下往上一起腐败，穷者越穷，富者越富，最后就象杜子美所写的那样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发展到一定地步，不是冻死骨了，而是一大群连人肉都吃的黄巢！”
“只有公平合理的征税，国家财政情况才能良好，才能有钱帛资助穷困，设立各个养老慈善院，解决这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问题，才能轻徭薄敛，减轻木炭产业对部分百姓的伤害……”
“那么如何还之于民，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比如全国的差役，衙前差役数量几乎达到了近五十万之巨，即便这样，有许多州县因为贫困，不敢雇募太多的差役，不得不强迫百姓应差。这么庞大的差役数量，国家一年只支付六百几十万旧贯，或者再做一个比喻，差役的数量相当于官员的二十倍，总支出却只有官员的近五分之一，整整悬差到八十倍到一百倍。这个正常吗？”
尽管这些差役里有许多是短役，但人均只摊到十来贯，是何其之少！
蔡确问了一句：“彼岸差役薪酬多少？”
“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应差，每一个丁壮每年不低于二十天的差役，但不得超过一个月差役。并且这些差役只对本村镇负责，比如兴修当地的学堂道路水利，若是周边有许多土著者，必须加修村墙，派人轮流值戍。余下的劳作则不能动用这个差役额，那就得雇募差役了，一般胥吏薪酬在五十到一百贯之间。长差在三十到五十贯之间，短差分成轻重是五十文到一百文每天，然而彼岸物价相对于大宋，比较低廉。”
就是低廉了，也比宋朝的差役薪酬高得多。
但那边有一个应差，等于无形中减少了募差的数量。可是这个应差只对本村镇负责，由村长镇长率领，村长镇长为了连任，不得不取悦于民，所以对这些应差会十分慎重。
因此它虽好，放在宋朝就没有办法实现了。
王巨又说了一句：“并且两边最大的差距就是官员胥吏差役的薪酬悬殊不大。”
就象王巨所说的，宋朝每年为了官员得支付近三千万贯的薪酬，但不是每一个官员薪酬都很高的，普通的知县与主薄，一年薪酬与种种福利加在一起也不过三百到五百贯，做为官员，多少得养一两个家奴门客的什么，再加上应酬，这点收入就比较吃紧了。然而做为高级官员，象文彦博与富弼等人薪酬高得吓人。一个文彦博就能养活两千个差役。
“当然，我不是指降低官员的薪酬，而是指朝廷合理的征税后，能稍稍提高差役的待遇，这样他们才有动力替国家做事。否则就是雇募了，因为养不活一家老小，只好利用手中的职权，违法乱纪了。别以为他们只是胥吏与差役，实际普通百姓与官府打交道，不是与官员打交道，而就是与这些人在打交道。”
“一个国家，想要变得越来越好，有三类人一定要注意，第一是各个教授先生，他们不仅传授学子知识，学子在童年少年时一半人生观会受到他们的影响。如果各个先生都是道德人士，这些学子长大成人后，大多数德操不会太差。如果各个先生只顾收礼贪财，这些学子长大后，就会对金钱十分重视，甚至不惜贪赃枉法。第二类则是各类大夫医生，先生是半个父母，医者同样要抱有父母心，如果医者不顾病人死活，只顾敛财，百姓则会将这个失望转换为对国家的失望上。第三类就是各州县的衙役与胥吏，他们的做法，直接影响到百姓对朝廷的态度。”
“王卿说得有理，不过王卿意欲何？”赵顼问。
“改良免役法！”(未完待续。)
一百五十万石。
因此王巨这个估计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
然而有了这个数据，就有了下面的问题。王巨继续说道：“陛下，臣以最少的数量计算，如果这些石炭全部由私人经营，朝廷只负责二分抽解，朝廷会得到多少收益？再加上商税呢？”
有可能后人对宋朝的矿税不清楚，宋朝坊矿分为国营与私营两种，国营的就不计算了，私营的则要交纳课解，原来因为课解混乱，往往能课五分以上。
王巨提议了坊场河渡制，王安石进一步地改良。最后将私人的课解确定为二八分制，也就是出产十石石炭，朝廷课解二石，余下八分归私营矿主所得。彼岸的坑矿制度也是如此，课解后，才根据课解后数量征收商税。但坊场河渡制时，在王巨提议下，朝廷将一些经营不善导致亏损或利润不高的坑矿同样承包出去，并且坑矿的承包年数时间最长。
这个亏损不一定是人为的，人为的是经营不善，或者官吏贪墨，非人为的则是矿脉已经枯竭，挖不到矿了，那来的盈利？
然而石炭不同，它不是混乱在岩石里的金属矿藏，以现在的技术甄别十分困难。
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
只要不出现重大事故，经营石炭不会存在技术性亏损。
所以现在有许多官办的炭坑，当然，直接插手经营了，它的利润肯定比这个二分抽解要多得多。
因此王巨用了这个比喻，就按少的算，没有官办的炭坊，全部是私人办的，只有二分抽解，六千万石石炭价值一千五百万贯，二分课解所得就会是三百万贯。
再就是商税，一州之内是百分之五商税，一路之内是百分之七商税，全国之内是百分之九商税，打算百分之七，一百万贯。
也就是朝廷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，也不需要苛薄任何匠户，只要认真的执行商税，再派几名官吏查看各坑矿的产量，就能纯得四百万贯钱。这是按六千万石计算的，如果按一亿石计算，则达到六百多万贯。
不对比不知道，一对比吓一跳。
大家一起沉默。
赵顼问：“是指商税。”
“不仅是商税，各坑矿管理与经营也出现严重问题了。但商税确实到了必须相齐的时候！”
“来了，”大家心中想到。
王巨又说道：“陛下，臣再说这个石炭，虽然看上去。朝廷每年直接或间接获利两百万贯了。但实际呢，陛下，容臣带一个人进来。”
说着，他在边上侍卫耳边说了几句。
侍卫出去，好一会儿带进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。
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可出自王巨手中，也不奇怪。
老乞丐吓坏了，直哆嗦，王巨道：“孙翁翁，官家爱民如子，诸公同样爱民如子，你不用害怕。对官家说一说，你原来是做什么的？”
“官家，陛下，草民原来是一个卖炭翁。”
“为什么现在乞讨？”王巨问。
“陛下。现在木炭卖不动了，草民只有一个老伴，没有子女，无以为生，只好乞讨度日。”
也不是木炭卖不动了，而是石炭的冲击，木炭远不及原来畅销了，而且价格也比原来便宜。想一想，将木材烤成木炭多麻烦啦，还要用车子拉到城中。慢慢地叫卖。因此原来许多靠木炭谋生的百姓，不得不改做他行。这是有门路的，没有门路的，生活立即变得困难。
但不能说石炭取代木炭不好。虽然木炭产业萎缩，可是石炭产业同样养活了很多人。
“这是大势所趋，但不代表着朝廷就坐视着这些百姓不管，可我们不知道从哪里管，甚至都不能弄清楚，究竟是那些人真正受到了损失。那么怎么办？取之于民。用之于民。”
开始说正事了，王巨从怀里掏出十几张大交放在老乞丐手中，对侍卫说道：“将他送出宫吧。”
赵顼于心不忍，在后面补了一句：“林都知，去拿一百贯交子，赐于这个李翁翁。”
然而这终不是事儿。
救得了今天，救不了明天。因此赵顼拧着眉头问：“王卿，象这样的百姓多不多？”
“不少，但陛下也勿用担心，不怕出问题，就怕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或者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却没有魄力去解决。所以臣刻意将李翁翁请来，只是想说一件事，想要用之于民，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健康的税赋与财政体制，而不是只顾着这点收入，却看不到各个胥吏的贪婪，将各个坊场坑矿的大部分利润装在自己腰包里，或者对穷人征税，富人征少许税马上就象天塌了一般。如果国家不及时矫正这一点，相信不用多久，国家自下往上一起腐败，穷者越穷，富者越富，最后就象杜子美所写的那样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发展到一定地步，不是冻死骨了，而是一大群连人肉都吃的黄巢！”
“只有公平合理的征税，国家财政情况才能良好，才能有钱帛资助穷困，设立各个养老慈善院，解决这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问题，才能轻徭薄敛，减轻木炭产业对部分百姓的伤害……”
“那么如何还之于民，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比如全国的差役，衙前差役数量几乎达到了近五十万之巨，即便这样，有许多州县因为贫困，不敢雇募太多的差役，不得不强迫百姓应差。这么庞大的差役数量，国家一年只支付六百几十万旧贯，或者再做一个比喻，差役的数量相当于官员的二十倍，总支出却只有官员的近五分之一，整整悬差到八十倍到一百倍。这个正常吗？”
尽管这些差役里有许多是短役，但人均只摊到十来贯，是何其之少！
蔡确问了一句：“彼岸差役薪酬多少？”
“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应差，每一个丁壮每年不低于二十天的差役，但不得超过一个月差役。并且这些差役只对本村镇负责，比如兴修当地的学堂道路水利，若是周边有许多土著者，必须加修村墙，派人轮流值戍。余下的劳作则不能动用这个差役额，那就得雇募差役了，一般胥吏薪酬在五十到一百贯之间。长差在三十到五十贯之间，短差分成轻重是五十文到一百文每天，然而彼岸物价相对于大宋，比较低廉。”
就是低廉了，也比宋朝的差役薪酬高得多。
但那边有一个应差，等于无形中减少了募差的数量。可是这个应差只对本村镇负责，由村长镇长率领，村长镇长为了连任，不得不取悦于民，所以对这些应差会十分慎重。
因此它虽好，放在宋朝就没有办法实现了。
王巨又说了一句：“并且两边最大的差距就是官员胥吏差役的薪酬悬殊不大。”
就象王巨所说的，宋朝每年为了官员得支付近三千万贯的薪酬，但不是每一个官员薪酬都很高的，普通的知县与主薄，一年薪酬与种种福利加在一起也不过三百到五百贯，做为官员，多少得养一两个家奴门客的什么，再加上应酬，这点收入就比较吃紧了。然而做为高级官员，象文彦博与富弼等人薪酬高得吓人。一个文彦博就能养活两千个差役。
“当然，我不是指降低官员的薪酬，而是指朝廷合理的征税后，能稍稍提高差役的待遇，这样他们才有动力替国家做事。否则就是雇募了，因为养不活一家老小，只好利用手中的职权，违法乱纪了。别以为他们只是胥吏与差役，实际普通百姓与官府打交道，不是与官员打交道，而就是与这些人在打交道。”
“一个国家，想要变得越来越好，有三类人一定要注意，第一是各个教授先生，他们不仅传授学子知识，学子在童年少年时一半人生观会受到他们的影响。如果各个先生都是道德人士，这些学子长大成人后，大多数德操不会太差。如果各个先生只顾收礼贪财，这些学子长大后，就会对金钱十分重视，甚至不惜贪赃枉法。第二类则是各类大夫医生，先生是半个父母，医者同样要抱有父母心，如果医者不顾病人死活，只顾敛财，百姓则会将这个失望转换为对国家的失望上。第三类就是各州县的衙役与胥吏，他们的做法，直接影响到百姓对朝廷的态度。”
“王卿说得有理，不过王卿意欲何？”赵顼问。
“改良免役法！”(未完待续。)